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裔昭印;西方古典妇女史研究的兴起与发展

古罗马皇帝盖乌斯·尤利乌斯·凯撒(Gaius Julius Caesar)对德鲁伊非常的崇拜,称他们为科学家、神学家和哲学家,以及一个有着非凡知识的人;并且还鼓励女性也应该要成为一名德鲁伊。但可惜的是绝大多数的古罗马学者都忽略了女性中的德鲁伊,而这也导致了女德鲁伊在历史上非常的少见。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古罗马历史学家斯特拉波在他的著作中提到了生活在卢瓦河附近一个岛上的女性宗教群体,而这后来人们认为她们很可能就是女德鲁伊;此外在古罗马历史上,也都有戴克里先皇帝和亚历山大·塞维鲁皇帝与众臣们讨论有关女德鲁伊问题的记载。

[6] 伊娃·坎塔雷拉:《潘多拉的女儿们》(Eva Cantarella,Pandor’s Daughters),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77—179页。

“德鲁伊一词源自于古印欧语“德鲁,意思是真理或者真实,并在后来逐渐演变成古希腊语的“drus,意思为橡树,象征着荣誉、强壮、永恒和圣神。所以从其名称的起源来看,德鲁伊的身份即代表着一种知识精英,因此他们往往也肩负着诗人、天文学家、魔法师和占星家等多重身份;并且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到了19世纪德鲁伊还得在法律、医学、炼金师、科学等方面有所精通。总之能成为德鲁伊是一种最崇高的荣誉,他们不单社会中的一个精英阶层,更对社会的管理诸如制定战争策略、启发民智等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近二三十年来,在古典妇女史和性史研究的推动下,西方古典学者开始注重与妇女、性别相关的身体史,尤其是女性身体的研究。1988年,美国古典学者佩奇·杜波伊斯出版了《播种身体:精神分析与女性的古代表述》一书引起了学界的重视。[52]作者从女性主义的视角,考察了古希腊人对女性身体诸如“田地”、“犁沟”、“石头”、“炉灶”和“写字板”等不同的比喻和表述,分析了这些表述形成的历史文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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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琼·W.斯科特:《社会性别:一个有用的历史分析范畴》(Joan W.Scott,“Gender:A useful Category of Historical Analysis”), 《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第91卷,1986年,第1053—1075页;琼·W.斯科特:《性别:历史分析中一个有效范畴》,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革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51一1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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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妇女史的兴起对西方古典学,尤其是古典史的研究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它改变了古希腊罗马妇女无史的状况,推动着古典史家重新撰写包括男女两性历史经验在内的新的古典世界史。例如,英国古典学者保罗·卡特里奇主编的《剑桥插图古希腊史》内容丰富,除了历史与人民、权力与国家、战争与和平、宗教与神话、富裕与贫穷、T作与休闲等主题外,该书第五章还专门探讨了妇女、儿童与男人等专题。[50]波默罗伊等人所著的《古希腊政治、社会和文化史》讲述了从青铜时代到希腊化时期希腊文明发展的进程,书中既有政治和军事史的内容,也有对农村生活、物质文化、宗教习俗、妇女与家庭生活等问题的探究,迈出了以男女两性的双重视角描述多层面的古希腊史的步伐。[51]

德鲁伊,多数人应从电影或游戏中得知他的名字,而女德鲁伊知者更少。其实历史上早在古希腊的文学作品中就已经可以找到他们的身影,在凯尔特人社会中,德鲁伊代表着领袖、智者以及先知;在中世纪爱尔兰传说中,他们被称为班杜里或班多拉。然而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往往认为只有男性的德鲁伊,但事实上在德鲁伊群体中也有着一定数量的女性。

瑞士古典学者克劳德·卡拉姆的《古希腊的少女歌队:她们的形态、宗教角色和社会作用》一书对古希腊少女的研究也运用了结构主义和人类学的方法。该书最初于1977年以法文发表,其英译本由作者做了多处修改后于1997年正式出版。作者阐述了古希腊歌队的构成、活动、仪式和作用,并通过对斯巴达古风时代诗人阿克曼的“少女之歌”的考证,考察了仪式性的歌队表演对古风时代希腊社会中少女的社会化所具有的重要意义。[46]该书对于古希腊社会文化史、妇女史和宗教史研究颇有参考价值,有评论者认为它是20世纪后期古典学界的杰作之一。[47]

[33] 德博拉·F.索耶:《早期基督教时期的女性与宗教》(Deborah F.Sawyer,Women and Religion in the First Christian Centuries),劳特里奇出版公司1996年版。

[12] 纳塔莉·坎彭:《形象与地位:奥斯提亚的劳动妇女》(Natalie Kamper,Image and Status:Roman Working Women in Ostia),柏林1981年版。

[9] 苏珊·迪克松:《罗马母亲》(Suzane Dixon,The Roman Mother),俄克拉荷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44] 皮埃尔·维达尔一纳奎特:《黑猎手:古代世界的思想和社会形式》(Pierre Vidal-Naquet,The Black Hunte:Forms of Thought and Forms of Society in the Ancient World),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05一223页。

[5] 海伦妮·福莉:《古代妇女的映像》(Helen Foley,Reflections of Women in Antiquity),劳特里奇出版公司1981年版。

[34]休·布伦德尔和M.威廉森主编:《古希腊的宗教与女性》(Sue Blundell and M.Williamson.eds.The Sacred and the Feminine in Ancient Greece),劳特里奇出版公司1998年版。

[27] 罗杰·贾斯特:《雅典法律和生活中的妇女》(Roger Just,Women in Athenian Law and Life),劳特里奇出版公司1989年版。

修辞学的方法也被运用到对古希腊罗马女性状况的研究中。美国古典学者马德琳·亨利在有关雅典政治家伯利克里的伴侣阿斯帕西亚的材料中,发现了修辞学对于文献资料产生影响的典型例子。1995年,她出版了《历史的囚徒:米利都的阿斯帕西亚和关于她的传记传统》一书,对修辞学对其形象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根据当时的资料,人们得知阿斯帕西亚是伯利克里的情妇、高级妓女和鸨母。喜剧诗人甚至断言在阿斯帕西亚的请求下,伯利克里发动了伯罗奔尼撒战争。柏拉图的对话录《美涅克塞努篇》声称,她是城邦葬礼演说的创始人。据说,她还是苏格拉底的老师。然而,亨利令人信服地说明,这些材料展示给我们的并不是“真正的阿斯帕西亚”,而是男性作者眼中的一种文学类型人物。她指出,实际上,所有的关于阿斯帕西亚的可靠信息都来自于一篇公元前4世纪的葬礼铭文,这或许是她的旁系后裔为纪念她而建造的碑铭。在古代的材料中,应用于阿斯帕西亚身上的关键词就是恶言谩骂。[48]美国古典学者桑德拉·乔塞尔在其论文中分析了另外一个成为充满敌意的材料的牺牲品的古罗马女性——梅萨利纳(Messalina)。作者采用修辞学的方法揭示出她在塔西佗的描绘中作为“罗马帝国话语的一个符号”的角色,即她的腐败和堕落取代了皇帝在家庭内和帝国中的权力。[49]

[55] 尼古劳斯·卡尔萨斯和阿兰·夏皮罗主编:《拜神的女性:古代雅典的仪式与现实》(Nikolaos Kaltsas and Alan Shapiro,eds.,Worshiping Women:Ritual and Reality in Classical Athens),亚历山大·奥纳西斯公益基金会2008年版。

[43] 雷伊·坦娜希尔:《历史中的性》(Reay Tannahill,Sex in History),斯卡伯勒出版社1992年版,第97—98页。

[31] 南希·德曼德:《古代希腊的分娩、死亡与母亲》(Nancy Demand,Birth,Death,and Motherhood in Classical Greece),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60] 戴安娜·E.E.克莱纳和苏珊·B.马西森主编:《我,克劳迪娅:古罗马的妇女》(Diana E.E.Kleiner and Susan B.Matheson.eds.,I,Claudia:Women in Ancient Rome),耶鲁大学美术馆1996年版。

约从20世纪80年代中叶开始,西方古典妇女史家和其他妇女与性别史的研究者一样,不再满足于使女性有历史,而是着力于考察使男女两性处于不平等地位的社会性别制度。1992—1994年,由法国著名学者乔治·杜比和米歇尔·佩洛特任总主编的五卷本著作《西方妇女史》考察了从史前到现代西方女性的历史活动,论述了社会性别的建构方式以及它对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影响。其中,由法国古典学者保利娜·潘特尔主编的第一卷,考察了古代西方妇女的状况。该卷的作者们选择了有关古希腊罗马妇女历史的若干重要问题来理解古希腊罗马妇女的处境,说明了为什么男女两性关系的历史是西方古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18]

[57] J.L.塞贝斯塔和L.邦凡特主编:《罗马世界的服饰》(J.L.Sebesta and L.Bonfante,eds.,The World of Roman Costume),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962年,英国学者巴尔斯顿出版了《罗马妇女:她们的历史和习俗》一书,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从公元前753年罗马建城到公元337年君士坦丁大帝去世期间,罗马不同妇女群体的状况,并从婚姻、宗教和日常生活等方面分析了罗马女性的地位,为之后的古罗马妇女史研究奠定了基础。[2]

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就对西方古典学和古希腊罗马妇女与性别史研究产生了影响。美国学者菲利普·索尔特的《赫拉的荣耀》首次出版的时间是1968年,并于1992年再版。作者运用弗洛伊德的理论,通过对赫拉克勒斯神话的探究,考察了存在于古希腊神话中的性别冲突的心理学渊源。索尔特认为,古典时代雅典男性所感受到的焦虑可追溯到母子关系:雅典人的母亲的活动范围局限在家中,她们羡慕男性的特权和权力,往往把她们的孩子作为发泄消极情感的对象。母亲们激励自己的男孩去获得成功,之后却去惩罚他们所获得的成就,这种矛盾的情绪导致了男性的过分自信但又缺乏安全感。他们对女性充满了既害怕又憎恶的感情,往往通过对社会地位无止境的追求来弥补自身的缺陷和不足。[42]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古典学者,尤其是妇女史家更加注意从心理学的视角来研究古希腊罗马的女性和性别关系问题,或者从历史的角度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进行批判与反思,出版了更多相关的著作。1992年,英国学者里尔·坦娜希尔在《历史中的性》的修订版中,分析了被丈夫冷落的雅典公民妻子们对其儿子们的心理,认为她们可能通过某种方式把感情直接寄托在她们的儿子身上,有时过分宠爱儿子,有时又把儿子大骂一通,以便维持这种情景。结果,一代又一代男孩长大后都具有这种信念,即认为妇女是无法预测的,只要有可能,最好是避开她们。[43]

[62] 斯宾塞·伍德:《古典考古学中的女性主义性别研究》,萨拉·尼尔森主编:《古代女性:性别研究与考古学研究的理论方法》,第267页。

宗教在古希腊罗马人的日常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通常被排除在公共政治生活之外的女性,往往被包括在家庭和国家的宗教生活之中,研究女性与宗教的关系有助于全面认识古典妇女的地位与状况。1992年,美国宗教史家罗斯·克雷默在《她对神恩的分享》一书中,根据丰富的原始资料,重构了古希腊罗马世界的异教、犹太教和早期基督教的女教徒的宗教生活,分析了她们在宗教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该书被看作是有关古希腊罗马女性文化的一部开创性著作,受到了广泛好评。[32]1996年,英国宗教史家德博拉·索耶撰写的《早期基督教时期的女性与宗教》一书出版。作者以后现代主义和社会性别理论的视角考察了罗马帝国时期妇女的不同宗教体验,探讨了她们在古典传统宗教、古代犹太教和早期基督教中所起的作用,对古典性别史的研究作出了贡献。[33]1998年,布伦德尔和威廉森主编的《古希腊的宗教与女性》一书问世,该书以大量生动的事例说明了女性在古希腊城邦的宗教生活和祭神仪式中的重要性。[34]古罗马维斯塔贞女(Vestal Virgins)是古罗马妇女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她们在古罗马人的宗教和社会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2006年,丹麦古典学者罗宾·罗什·魏尔德方出版了专著《古罗马的维斯塔贞女》。[35]作者依据丰富的古典文献资料,在吸取当代学者对维斯塔贞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罗马共和国晚期到帝国早期维斯塔贞女的宗教和社会角色进行了深入探讨,比较系统地考察了维斯塔贞女的情况。[36]2008年,美国古典学者夏洛特·A.塔卡克斯出版的《维斯塔贞女、女预言家和主妇》一书,更加全面地阐述了古罗马妇女在宗教领域中的作用。[37]该书依据丰富的文献和铭文资料,说明女性通过担当维斯塔女祭司和其他女祭司等职责职务,以及参加仁慈女神节等旨在保证农业丰产的宗教节日与仪式,在古罗马人的宗教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19]休·布伦德尔:《古希腊的妇女》(Sue Blundell,Women in Ancient Greece),哈佛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

[41] 尼戈·洛侯:《雅典娜的孩子们:雅典人关于公民权和性别区分的思想》(Nicole Loraux,The Children of Athena:Athenian Ideas About Citizenship and the Division between the Sexes),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序言第11页。

尤其令人感兴趣的是,2003年,劳埃德·琼斯出版了《阿佛洛狄忒的龟:蒙面纱的古希腊妇女》一书。作者运用丰富翔实的语言文字和图像资料说明,蒙面纱这个看来是具有东方女性特征的习俗实际上是古希腊女性通常的做法,颠覆了人们对东西方女性服饰习俗的传统看法。[59]戴安娜·克莱纳和苏珊。马西森主编的《我,克劳迪娅:古罗马的妇女》一书,通过大量的视觉艺术资料,展现了古罗马妇女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中的多方面活动,说明她们对罗马社会和西方文明作出的贡献。[60]英国古典学者沙恩·刘易斯所著的《雅典妇女:图像指南》一书,则以丰富生动的古希腊陶瓶画资料,说明了古代雅典不同年龄和不同阶层女性的情况,考察了她们在家庭内外劳动的情况,并探讨了她们是否隐居以及男女两性的关系等问题。[61]

与此同时,古典妇女史家也在不懈地试图重构古希腊罗马下层妇女的历史。早在1981年,美国古典艺术史家纳塔莉·坎彭就出版了《形象与地位:奥斯提亚的劳动妇女》一书。作者根据在古罗马一个港口城市奥斯提亚发现的浮雕、纪念碑等可视的艺术形象资料和法律、文学及铭文等书写资料,重构了这个城市劳动妇女的劳作与生活状况,并对她们的地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12]在过去的西方古典史著作中,劳动妇女是被历史遗忘的群体,即使在以往的古希腊罗马妇女史著作中,也鲜有专门描写劳动妇女的作品。1995—1996年,奥地利古典学者沃尔特·斯奇德尔发表的论文《希腊罗马最沉默的女性:古代世界的乡村劳动与女性生活》,介绍了古希腊罗马女性参与农业劳动的情况,让读者对她们的生活与劳作状况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13]1998年,桑德拉·乔塞尔和希拉·默纳汗主编了论文集《希腊罗马文化中的女性和奴隶》。在这部论文集中,作者们通过对古希腊罗马的文学、医学作品、法庭演说和家庭状况的研究,分析了女性和奴隶这两个处于从属地位的群体之间的共性与差异,揭示了西方古典世界的父权制与奴隶制社会的实质。[14]

美国古典学家萨拉·波梅罗依是古希腊罗马妇女史研究的开拓者。1975年,她出版了《女神、妓女、妻子和奴隶》一书。在书中,作者依据丰富的考古证据和文献资料,从公共生活、私人生活、宗教角色和文学形象等不同角度,对古希腊罗马贵族与平民妇女的状况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与分析。该书是西方古典妇女史研究开创性的著作,受到了学界的充分肯定,对古希腊罗马妇女史和西方文明史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3]

[8] 这里只是一个大略的勾勒,西方各国古典妇女史研究的状况有差异。20世纪80年代之前,西方古典学者已经出版了一些运用社会文化史或者心理学等领域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古希腊罗马妇女状况的论著。80年代之后,这类著作显著增多。

[35] 罗宾·罗什· 魏尔德方:《古罗马的维斯塔贞女》(Robin Lorsch Wildfang,Rome’s Vestal Virgins:A Study of Rome’s Vestal Priestesse in the Late Republic and Early Empire),劳特里奇出版公司2006年版。

女性和生育问题也是近年来西方古典妇女史家关注的课题之一。1994年,美国古典学者南希·德曼德出版了专著《古代希腊的分娩、死亡与母亲》。作者依据大量的医学、文学、墓葬纪念物和碑文资料,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对古希腊生育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该书涉及女性的生命历程、分娩、流产、有关生育的宗教仪式、城邦对生育的态度、母亲与孩子,以及妇女疾病的治疗等问题,[31]对人们研究古希腊女性与生育、古代医学以及古希腊社会的性别关系具有较重要的参考价值。

大体说来,从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初,以波梅罗依为代表的西方古典妇女史家主要致力于重新建构古希腊罗马妇女生活的真实场景,努力使被传统史学忽略与遮蔽的女性在古典史学中得以显现。简言之,她们就是要使对历史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古希腊罗马妇女有自己的历史。

[59] 劳埃德·琼斯:《阿佛洛狄忒的龟:蒙面纱的古希腊妇女》(Lloyd Liewellyn-Jones,Aphrodites's Tortoise:The Veiled Women of Ancient Greece),威尔士古典出版社2003年版。

[36] 关于古罗马维斯塔贞女的情况,可参考裔昭印、冯芳:《论古罗马维斯塔贞女的性别角色和社会地位》,《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

[21] 伊芙·德安布拉:《罗马妇女》(Eve D’Ambra,Roman Women),剑桥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一18页。

[1] 西蒙娜·德·波伏娃著,郑克鲁译:《第二性》,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115—127页。

[22] 琼·布雷顿·康奈利:《女祭司肖像:古希腊的妇女和仪式》(Joan Breton Connelly,Portrait of a Priestess:Women and Ritual in Ancient Greece),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从研究对象来看,西方古典妇女史家研究的对象把目光从上层和贵族妇女,逐步扩大为全体妇女。在继续研究知名妇女和上层妇女的同时,她们开始努力关注女奴、女工、妓女和外邦女性等下层和边缘女性的状况,并注意到古典世界中不同妇女群体之间的共性与差异。有关古希腊罗马上层和贵族女性的资料要比下层和边缘女性群体的资料多得多,因此,研究前者的著述是十分丰富的。例如,澳大利亚古典学者苏珊·迪克松著的《罗马母亲》一书,主要研究公元前2世纪早期到公元3世纪早期罗马城公民母亲的角色,包括她们的法律地位、遗产继承、母亲与子女的关系等。[9]作者以翔实的史料颠覆了人们头脑中慈母严父的传统观念,说明了罗马公民女性不但在家庭中享有一定的权威地位,而且在子女教育方面也扮演重要角色。此外,她还撰写了《科尔奈利娅:格拉古兄弟的母亲》一书,讲述了作为完美的罗马女性典范科尔奈利娅的生平,展示了这位贵族主妇在一个政治动乱的时代对其政治家儿子们的影响。[10]加拿大古典学者安东尼·巴雷特撰写的《利维娅——罗马帝国第一夫人》是研究奥古斯都的妻子、皇帝提比略的母亲利维娅的专著,[11]介绍了利维娅的生平,并根据其不同的身份阐述了其多面的形象,分析了她对当时罗马政治生活和皇帝家庭所起的重要作用。不过,该书主要着力于介绍利维娅的生平,缺少更为深刻的解释和评论。

[16] 克里斯托弗·A.法劳内和劳拉·K.麦克卢尔主编:《古代世界的妓女与交际花》(Christopher A.Faraone and Laura K.McClure,eds.,Prostitutes and Courtesans in the Ancient World),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8] 卡伦·斯蒂尔斯:《性别与雅典的死亡仪式》(KarerI Stears,“Deadcl Becomes Her:Gender and Athenian Deattl Ritual”),布伦德尔和威廉森主编:《古希腊的宗教与女性》,第113—127页。

[24] 苏珊娜·M.斯宾塞一伍德:《古典考古学中的女性主义性别研究》(Suzanne M.Spencer-Wood,“Feminist Gender Research in Classical Archaeology”),萨拉·米利奇·尼尔森主编:《古代女性:性别研究与考古学研究的理论方法》(Sarah Milledge Nelson,ed.,Women in Antiquity:Theoretical Approaches of Gender and Archaeology),阿尔塔米拉出版社2007年版,第272页。

[50] 保罗·卡特里奇主编,郭小凌等译:《剑桥插图古希腊史》,山东书画出版社2005年版。

[18] 乔治·杜比和米歇尔·佩洛特主编:《西方妇女史》(Georges Duby and Michelle Perrot,eds.,A History of Women in the West)第 1卷,哈佛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61] 沙恩·刘易斯:《雅典妇女:图像指南》(Sian Lewis,The Athenian Women:An Iconographic Handbook),劳特里奇出版公司2002年版。

[56] 劳埃德·琼斯主编:《古代希腊世界的女性服饰》(Lloyd Liewellyn-Jones,ed.,Women’s Dress in the Ancient Greek World),达克沃斯出版社和威尔士古典出版社2002年版。

[53] 莱斯莉·安·迪安琼斯:《古典希腊科学中的女性身体》(Lesley Ann Dean-Jones,Women's Bodies in Classical Greek Science),克拉伦登出版社1994年版。

[39] 马修·狄龙:《希腊宗教中的女孩和妇女》(Matthew Dillon,Girls and Women in Greek Religionr),劳特里奇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268一292页。

[7] 玛丽·莱夫科维兹和莫林-范特主编:《希腊和罗马妇女的生活》(Mary R.Lefkowitz and Maureen B.Fant,eds.,Women’s Life in Greece and Rome),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48] 马德琳·M.亨利:《历史的囚徒:米利都的阿斯帕西亚和关于她的传记传统》(Madeleine M.Henry,Prisoner of History:Aspasia of Miletus and Her Biographical Tradition),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南希·德曼德:《性别研究与历史》(Nancy Demand,“Gender Studies and History”),斯坦利·博斯坦等:《当代问题与古代历史的研究》(Stanley M.Burstein,et al,eds.,Current Issues and Study of Ancient History),里贾纳出版社2002年版,第38—39页。

[29]弗洛玛·I.蔡特林:《扮演他者:古典希腊文学作品中的性别与社会》(Froma I.Zeitlin,Playing the Other:Gender and Society in Classical Greek Literature),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古希腊罗马妇女并不是一个无差别的整体,她们彼此问的地位有很大的差异。2007年,美国古典学者琼·布雷顿·康奈利出版了《女祭司肖像:古希腊的妇女和仪式》一书。[22]该书利用丰富的文献、铭文和考古资料,考察了古希腊担任宗教职务的女祭司的状况。作者强调古希腊妇女生活经验的差异、个性和复杂性,认为该书所研究的古希腊女祭司群体是一些享有特权的人,她们的地位与社会中下层女性有很大差别。古希腊女祭司能够运用社会和文化的资源,在希腊城邦的宗教生活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并享有很高的荣誉。

古希腊罗马妇女的身份地位并不总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流动的。2011年,艾莉森·格莱兹布鲁克和马德琳·亨利在她们主编的论文集《公元前800年至公元200年古代地中海地区的希腊娼妓》的序言中指出:古希腊妓女的身份是流动的,而不是固定不变的。一个妓女可以从被奴役的奴隶妓女变为某个男人的妾,或者变成一个自由的代理人,甚至会成为富有的高等妓女。普通妓女和高等妓女这两个词在古希腊社会生活中并不是截然分开的,有时也是可以互换的。[23]

[14] 桑德拉·乔赛尔和希拉·默纳汗主编:《希腊罗马文化中的女性和奴隶》(Sandra R.Joshel and Sheila Murnaghan,eds.,Women and Slaves in Greco-Roman Culture),劳特里奇出版公司1998年版。

西方古典妇女史家在努力发现古希腊罗马妇女历史的同时,也影响了西方古典学界和高等院校的课程设置。西方古典妇女史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古典学领域学者的性别观念,促进了与之相关领域的学者之间的相互合作与支持。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古典学仍然是以男性为主导的。最初,一些男性古典学家对有关性别的议题比较排斥,或者不感兴趣,甚至到了1996年在举行美国考古协会会议时,会议拒绝了关于女性主义的古典考古学专题讨论会。然而,随着古典学各个领域研究的深入发展和后现代主义理论影响的增强,学者们对于妇女和性别研究的兴趣越来越大。近年来,美国古典考古学界对性别问题的关注与后现代多元文化和反殖民主义观念密切相关,这种观念与视角是和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方法和后过程主义考古学联系在一起的。[62]在西方古典学界,不少男性学者也出版了有关古希腊罗马妇女状况的研究著作,或者注意在其著作中关注女性和性别关系。前文提到的女性与服饰研究的专家劳埃德·琼斯是英国爱丁堡大学的男性古典学家;以研究雅典法律和女性以及希腊社会见长的罗杰·贾斯特也是英国的一位著名男性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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